摘要:性爱健康彭晓辉：我曾说中国99%的成年人是性盲，我界定性盲的标准是没有接受过系统、规范和科学的性教育
性的外延很广，但社会对性的理解太狭隘，这与我们固有的观念和主管部门的态度分不开。
性爱健康问：你是医学出身，什么原因让你和性这门学科联系上了?
彭晓辉：主要是个人的兴趣点，学医时我就接触了很多与性有关的书。
性爱健康问：对于性，你的态度始终是一致的吗?有没有“脱敏”的过程?
彭晓辉：一直是这个态度。初中时有件事很触动我，我当时跟着下放的母亲在农村读书，是班里的劳动委员，第一次安排任务对一名女同学说“你去搞什么什么事”，人家不干了，骂我流氓扭头跑了。班主任问我说过什么话没，看我没反应她也不好开口，就在黑板上写了个“搞”字，告诉我在当地这是脏话，让我和女生道歉、在全班面前检讨。我拒绝检讨，结果校长火了，让我在全校做检查，否则开除学籍。我拿出毛主席的原话“搞学习”、“搞劳动”问他，毛主席也说脏话?校长才没让我检讨。
后来我一直想，这个字怎么成了流氓话了?当我知道当地农民讲荤段子，用这个字形容家畜交配我才明白，这才开始对与性有关的知识很敏感。
著名国际性学家：彭晓辉
问：家人朋友最初对你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，是什么态度?
彭晓辉：我妻子不管，她也受过高等教育，知道科学研究是怎么回事，倒是家里有个长辈知道后跟我打趣，搞什么专业不好，搞这个专业?我也没多解释。
当时生科院有长我一辈的教师和我打趣，那种事还要你教啊?长大了就知道了，我也打趣，哪种事啊?他说就那种事，我说不知道你说的“那种事”是哪种事。玩笑归玩笑，学院还是很支持的。
社会观念对性的理解太狭隘
问：据你了解，性作为一门学科，全国开设类似研究方向的高校有多少?
彭晓辉：人类性学研究方向只有我这里有。性社会学研究方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，还有中国社科院的李银河教授。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心理教研室也有性心理学研究方向。
问：性学领域的科学研究，现在国内发展的程度是什么样的?
彭晓辉：自生自灭。完全是靠当事教授们在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兴趣来决定，少有高校有关当局主动有意识地组织老师来研究和开设性学课程。
问：国外呢?
彭晓辉：瑞典1933年就在小学开了性教育课，上世纪60年代就入法了，幼儿园都要开性教育课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
问：性教育的发展程度与社会对“性”的认知程度应该是既相互影响，又相互制约，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?
彭晓辉：性教育的程度低，认知程度就不会高，反过来也是一样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，好在经过这些年，这些问题可以拿到台面上来探讨了。小巷子里的成人用品店大多是在夹缝里生存，起的名字也很隐晦，但实际上全世界70%的性用品是在中国生产的;法律上禁止做的广告，但却不禁止流产广告，这种本末倒置的规定，本身就制约着社会对性的认知水平。
我曾说中国99%的成年人是性盲，我界定性盲的标准是没有接受过系统、规范和科学的性教育。性的外延很广，但社会对性的理解太狭隘，这与我们固有的观念和主管部门的态度分不开。
文化普及平常对待“性”才是最好的状态
问：你怎么看待自己20多年研究性学的经历?
彭晓辉：研究性学的过程很艰辛，不像其他领域那么通顺，性学研究和性教育会受到这么多质疑，但这些质疑和攻击也磨炼了我，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这门学科的价值。人都说50岁知天命，我今年虚岁58，还有两年多就退休了，起码回头看看觉得值了，没白过。
问：因为努力起到了一些效果?
彭晓辉：中国的性文化这些年还是在进步的，性文化节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当然这不是我们从事性学研究的直接影响，应该是一种间接的，我们从事科学研究，出版学术著作，参加讲座，这些应该间接推动了很多人对性的认知。
问：你期望实现的改变是到什么程度?
彭晓辉：什么时候记者们不再围着我转，那就正常了。如果人们对待性更加平常，那才是最好的状态，才是一种进步。
问：作为性学专家，你眼中的性是什么样的?
彭晓辉：性本身是自然存在，是中性的，不取决于人对它做出的主观判断，但对于性的认知，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、淫者见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