结婚两年间，大朋一直对我当初居然不是以处女之身下嫁给他而耿耿于怀。
我对他这个虽是出身于农家，但学历绝对在我之上的男人解释说，女人的处女膜绝对代表不了什么，我那曾经迷乱的初恋不过是一场梦，而梦醒之后，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不爱那人的；
我甚至还跟大朋开玩笑：“老天看来不公平，给了女人一样似乎可以证明贞洁与否的物件，却没给男人一件类似‘处男膜’的东西，让女人也能难一下她们所爱的男人可否是‘原装’的。
然而大朋偏偏不依不饶，总是借故逼我供出自己的所谓“失身” 细节，有一次甚至要求我必须具体说出，我跟在他之前出现的那男人，当初是谁先脱谁裤子，以及脱了之后怎么做的。
我恼怒地拒绝了。没想到我的拒绝，竟使得一向舍不得伤害我(尽管只限于形式)的大朋，仿佛尊严尽失般地打起了自己的耳光，好像我真给他弄了顶绿帽子载似的。
那一刻，我知道自己嫁错了人了。最后离婚时，我哭了，由于实在想不通自己好端端的一场婚姻，竟会如此收场的缘故。而大朋当时也流了泪。
也许是为了逃避我老家那个令我窒息的小城市和急需呼吸新鲜空气，我来到了我向往已久的北京，并且在四处打工的同时，捡起了差不多已经忘光的英语。
两年后，当我几经怀疑终于确定自己真的又恋爱了时，我专门挑了个恰当的时候，把自己内心的幸福感觉，告诉给了那位跟我同居了半年并且脑袋后边扎马尾辫的流浪画家。
但对方却说：“你也许不信，我其实像你前夫一样介意你的过去。再说，我信不过离过婚的女人！”天哪，我居然在“贞操”这个字眼上绊倒了两次，内心的悲凉透彻骨髓。
我一生中最暗无天日的那段日子，是在我凭借自己重新恶补出来的英文底子考入一家外资酒店，并成为其大堂经理后结束的。有一次我的荷兰籍女同事珍告诉我，男人介意一个女孩子是不是处女和有没有过婚史，这在他们西方人看来十分滑稽可笑。
她甚至鼓动我：“不信，你可以跟我们西方的男孩儿谈次恋爱试试！”结果在她25岁的生日聚会上，她把他的前任男友杰夫介绍给了我。
尽管杰夫没像珍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我的男友，但从他开始，我慢慢开始喜欢和老外交朋友了。我欣赏他们活得明朗、直白、自然，甚至把爱、喜欢和性截然分开的生活态度。
后来倒是我那位也是离过一次婚的瑞典籍上司路德，在我们有过一夜情之后，向我展开了玫瑰攻势，我们从彼此欣赏到真正热恋，经过了一年半时间，直到他将一枚订婚戒指载到我手上，我才有了一种类似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的轻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