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国人大近日将审议《妇女权益保障法(修正案草案)》，其中针对“性骚扰”增加的三个条款“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”、“单位有责任防止性骚扰”和“性骚扰者将依法予以严惩”，着实吸引了不少男女的目光。
尽管“性骚扰”在中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社会现象，但是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和社会名词，“性骚扰”的确是个舶来品，在上世纪80年代，将美国人凯瑟林-麦金农提出的“Sexual Harassment”翻译成“性骚扰”之前，对于同样的举动，在中国通称为“耍流氓”，而在葆拉-琼斯起克林顿“性骚扰”之后，渐渐的，就连“打工妹”都知道了何谓“性骚扰”。
一个问题被重视，证明问题很严重，或者发展趋势不乐观。近几年来，妇联、法院和媒体接受到的有关“性骚扰”的投诉直线上升，而事实上，由于绝大多数受到“性骚扰”侵害的人迫于各种压力和社会偏见，对其遭遇忍气吞声、讳莫如深，因此最终反映到有关部门的，与实际发生的“性骚扰”事件在数量上相比，实在是冰山一角。在社会科学院一次针对北京和上海女性的随机抽样调查里，169名女性中竟有84%的人表示曾经遭受过不同形式的“性骚扰”。当然，这里涉及到了一个概念的问题，到底什么是“性骚扰”？在西方的法律中，“性骚扰”仅仅特指在职场(Workplace)利用职务或职权之便实施的一种不受欢迎的色情举动，而在中国，“性骚扰”被广义化了，在任何地点，听到男士讲黄色笑话、看到女士穿暴露衣服，甚至瞥见一个飘过来的色眯眯的眼光都可以按骚扰定性。保护的范围看似扩大了，实则是在概念上发生了模糊，在这个意义上，即将出台的“性骚扰”法案显得粗犷了，不像是一部法律条文，更像是一种对于冲动在道德上的惩罚。
按照这种定义方式，想起了刀郎当年《冲动的惩罚》：我拉着你的手放在我手心／我错误地感觉到你也没有生气／所以我以为／你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／直到你转身离去的那一刻起逐渐地清醒……重读歌词，忽然觉得这简直就是一次“性骚扰”的全过程记录，进而发现，要想对冲动进行惩罚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由于“性骚扰”多是发生在两人独处时，而感受因男女不同也有差异，可能视为骚扰的举动，在一些人眼里也许认为就是正常，男说男有理，女说女有理，致使取证困难。此外，当今社会确有少数人以“性”为诱饵，为自己或其亲友谋财、升迁作铺垫，这就使在甄别“情人翻脸”与“性骚扰”时，良莠难辨、真假难分。而且即使举证成功，官司赢得一般也会很悲壮，漫长的诉讼、名誉的菲薄、工作的失去，哪一样看起来都像是对无辜的被骚扰者的惩罚。
然而，按照修正草案专家组组长巫昌祯的说法：“无论怎么说，为‘性骚扰’立法都是一件填补了我国一个法律空白的事。”即使在可操作性上，法案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，但它的诞生是一种标志、一种规则，一种有正义威慑力的标志，一种有关成年人的规则。当然，还必须认识到，“性骚扰”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，立法只能给予防范以制度上的支持，至于怎样实现正义，却不是法律能做到的，这里需要一套社会机制来铺设一条实现正义的通道，比如建立通透的办公环境，成立公益性的权益保护组织，因此，为“性骚扰”立法只是一个开始。